原載《HKCER Letters》一九九七年七月第四十五期
摩洛哥給香港的啟示
孫永泉
香港和摩洛哥南轅北轍，本無共同之處。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香港關心教育的人士，可以從摩洛哥十四年前的一項社會實驗，吸取到寶貴的經驗，因為香港很可能重蹈其覆轍。教育署最近宣佈，自一九九八至九九學年起，強制大多數中學把教學語言由英文改為中文（粵語）。這可以說是香港有史以來教育政策上最大的變化。可是，當局事前所做的諮詢工作少得可憐。主張這項改變的人一直認為，改用母語教學，學生會比較容易吸收。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家長對於任何可能有損其子女英文能力的變動，都感到憂慮。在這以前，當局曾經嘗試以溫和的方式改變教學語言，但都因為家長抗拒而失敗。改變教學語言真的有助於學習？會不會降低學生的英文水準？各方面的理論紛紜，但證據則少之又少。有些小規模的研究用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和外語教學的學生的學習成果作比較，但大都以短期的效益（例如考試成績），而非長遠的效果為著眼點。至於整個學校體系（不僅是個別學校或班級）改變教學語言的影響，我們更幾乎一無所知。
幸虧，只要我們願意吸取北非的經驗，也許不至於完全空白。隨著當地非殖民化，摩洛哥中學的主要教學語言在八十年代由法文改為阿拉伯文。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其後也採用了類似的方案。J.Angrist 和 V.Lavy 兩位研究人員在近期的《勞動經濟學報》發表論文，探討摩洛哥教學語言變遷對語言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
摩洛哥在一九五六年脫離法國獨立。直至一九八三年秋，除了阿拉伯文學和宗教外，法文是當地小學以上所有科目的教學語言。小學則一直沿用阿拉伯文教學。自一九八三至八四學年起，摩洛哥逐漸以阿拉伯文取代法文作為教學語言。該年所有升上初中的學生改用阿拉伯文教學。每過一年，就多一級中學生用阿拉伯文學習。到了一九八九至九零學年，初中和高中各年級均已完成這項演變。
Angrist和Lavy的研究取材自一九九零至九一學年的兩項調查。在一九九一年的調查中，二十一歲或以下接受調查的對象均可能受到阿拉伯化政策影響，其中曾接受小學以上教育的人，剛好在語言過渡政策實施後升上中學。相比之下，二十一歲以上的調查對象則不太可能受影響。在後一類較年長的調查對象中，其中接受過小學以上教育的，大概都是法文教育。將這兩組人作一比較，也就能評估阿拉伯化政策的影響。這項研究主要的發現見〈表一〉。（參看英文版）
〈表一〉的 A 項簡單地比較了上述兩個年齡組別接受過小學後教育的平均工資溢價。在二十到二十一歲及以下的組別裡，其中接受過小學後教育的人是用阿拉伯文學習的。他們的時薪平均比只上過小學的同齡人士高大約百分之十四。至於年齡較大的組別，其中接受過小學後教育的人是用法文學習的，他們的時薪平均比只上過小學的同齡人士高不只一倍。
B 項採用迴歸模式以控制上述兩個年齡組別在其他方面的差異，改進了 A 項的估計。例如，據 B (2) 估計，用阿拉伯文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士，在收入上比只上過小學的同齡人士高百分之五十。但相比之下，用法文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士，在收入上比只上過小學的同齡人士高百分之七十一。阿拉伯化政策顯然把高中教育的價值減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
要衡量教育的價值，一種便捷的方法是估計其內在回報率。也就是把學校教育視為人力資本的一種投資，採用迴歸模式測算這項投資的回報。〈表一〉C 項列出了有關的比較。C (1) 的數據顯示，其中年輕組別的小學教育回報率是百分之三點六，而年長組別則是百分之六點二。兩者的差是百分之二點六，這在統計上可以忽略。兩組年齡的小學教育回報率沒有太顯著的差異，並不值得驚奇，那是因為小學一向用阿拉伯文教學。但小學後的教育就直接受到阿拉伯化的影響。C (2) 顯示，年輕和年長兩組人的小學後教育回報率差距就顯著大於百分之二點六。而且，這個差距在統計上不能忽略。阿拉伯化後，小學後教育的投資回報率下降了不只一半（由百分之十一點七跌到百分之五點二）。
為了探討改變教學語言與學校教育回報率下跌的關係，Angrist和 Lavy 採用了一項識字率調查的資料。研究者對接受調查的對象進行一系列基本技能的測試。零分表示完全沒有技能，一分表示有些技能，兩分表示足以應付的技能。一般來說，一個人受教育愈多，則平均得分愈高，但會高出多少？如果小學程度人士和中學程度人士的平均得分有巨大的差距，也就顯示中學教育在提高學生的技能上有巨大的增值。〈表一〉D 項列舉了衡量不同技能和教育程度增值的方式。例如，D (1a) 顯示，在年輕組別裡，中學教育平均能提高法文寫作的測試成績 0.42 點。而在年長組別裡，中學教育的價值就大得多：平均能提高法文寫作測試成績 1.05 點。這項差距不僅相當大，而且在統計上不能忽略。這顯示，摩洛哥勞動力市場上渴重的法文寫作能力顯著流失，與中學教育的阿拉伯化政策有關。
D (1b) 至 (1e) 則似乎顯示，就中學教育的增值而言，除了法文寫作以外，阿拉伯化對於其他各種技能都有所提高。但是，Angrist 和Lavy 發覺 (3) 的差別，在統計上相當於零，可能只是抽樣不同所致。
用 (2a) 至 (2e) 所得的高中教育增值作一比較，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論。改變高中的教學語言也導致法文作文能力顯著下降。而與此同時，其他技能幾乎不變（不同測試結果之間的差別，在統計上可忽略不計。）特別是，沒有證據說明，用阿拉伯文教學能提高阿拉伯文的作文和閱讀能力。
英文在香港，正如法文在摩洛哥，是勞動力市場上成功的關鍵。在美國，有關英文能力有助於提高移民收入的計量經濟學證據，數不勝數。而在香港，嶺南學院的呂漢光和筆者一份未經發表的研究報告發現，一個人如果能講英文，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收入溢價大約是百份之二十六。我們還發現，在內地受教育的回報率顯著低於在香港受教育，其中部份原因可能與兩地的教學語言有關。
眾所周知，香港英文中學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前景比中文中學畢業生要好。不少支持改變教學語言的人認為，之所以有此差距，乃入學制度使然。他們相信，香港的英文中學只不過是吸收了好學生，而非教育出好學生。但是，摩洛哥的經驗說明，入學制度不可能是唯一的因素。摩洛哥全國改用阿拉伯文教學後，教育回報率以及法文作文能力都有所下降。
摩洛哥的情況有一點值得注意。即使是脫離法國獨立後，摩洛哥學校的教師也往往是法國人或者在法國學校接受教育的本地人。直至六十年代，當地政府才透過政策，用本地教師取代外國教師。相比之下，香港的教師大都是本地居民，並非以英語為母語。摩洛哥的法國教師能有效地用法文教學，但香港教師則不一定那麼有效地以英文教學。
勞動力市場上的成就並非教育制度唯一有意義的成果。學校的語言改革還具有文化和政治含意，對於學生個人的發展也有影響。香港的教育署如果能事先周詳地考慮到可能的利弊，然後才就這項強制性的措施作出決定，當會令人較為樂意接受。進行一個規模如此龐大的社會實驗前，宜集思廣益。對於何為最佳的抉擇，家長固然不一定最了解，但我們也不能假定，決策者就一定更清楚。對於摩洛哥的教訓，切勿掉以輕心。
